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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患者没有义务去理解医生” 四位医生谈医学人文

更新时间:2019-04-14 23:23:31点击数:190

  医生们怎么看待医学中人文关怀的价值?怎么看待医患之间的沟通和合作?那些在本职工作之外,通过写书来记录和表达的医生,希望达到怎样的诉求?为此,我们专门采访了几位有医学人文、科普作品问世的医生,以及有医学背景的作者。

 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。著有科普作品《子宫情事》,医学人文作品《见证——一个协和医生的温情记录》及个人成长史式自传《致母亲》等。

  谭先杰:《见证》和科普类作品不太一样。科普类作品主要是在讲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,而叙事医学是医学和人文的结合,它的文字是另外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到底有没有治愈的效果,这不好说,但它至少可以让人有一些安慰。这就像我们常说的特鲁多医生那句名言:“有时,去治愈;常常,去帮助;总是,去安慰。”

  这些文章中,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苦痛,知道自己的幸福,或者说有共情,因为人性是相通的。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,读者(患者)可以理解到医学的局限性和医学的苍白,促进医患间的相互和谐。医学并不是万能的,比如死亡,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和经历的。无论你如何努力,这一步都会走到你的面前,但你如何去面对甚至对抗它,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从中读到的。因为在中国,死亡教育现在是缺乏的。

  新京报:这几年,国内出版界也引进了一些国外医学纪实类作品,比如阿图·葛文德医生的书等。你如何看待这类作品?

  谭先杰:我认为这些作品很不错,文笔很流畅,翻译得也很好。但说实话,国内医生写的纪实类作品并不是很多。我曾经认为我的《见证》是国内叙事医学当中很好的一个册子,但我没有推(这本书),也许过几年回过头来看,人们会意识到这本小册子在叙事医学中的价值。国内有些作品写得太正了,太正就意味着太假。我认为应该还原医生和患者的真实,真实的医生,真实的交流,它会引起公众的共鸣。

  新京报:你说《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》当时在公众号上发布之后,引起的关注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。那么,回过头来看,为什么它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?

  谭先杰:《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》发布后真的是出乎我的想象。这个故事为什么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,我觉得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医生的真实心态,不是现在宣传中的医生,高高在上的完全脱离了实际的“白衣天使”。(首先)讲的是一个医生面对一台困难手术的担当,这是必须要做的。第二是他的纠结,这台手术做砸了怎么办?现在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医生也输不起的时候。任何一个医生,可能都会在他的行医过程中碰到一台或者多台这样的故事,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。

  而对于公众的共鸣,我认为,他是看到了一个医生真实的一面,尤其是我写到的,我回家之后看到老婆留的纸条:“饭在锅里,菜在微波炉里,自己热一下吃。烤箱里有一只虾,别忘吃!我俩出去遛弯了,一会儿回。”看到这些,你就会觉得医生不是万能的,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任何一个行业,都是普通人,人与人之间是相互服务、相互需要的关系。给医生过多的压力,或者道德绑架,我认为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

  2017年6月6日,谭先杰在个人公号发表文章《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》,一个腹部有30厘米的肿瘤的29岁患者前来求医,肿瘤去除风险很大,看过的所有医生都建议来协和。谭先杰决定动手术,不然病人没活路。

  新京报:你的微博和公众号都有许多粉丝,另外也有一些医生在社交媒体里发声成为“网红”,关注度给你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改变呢?

  谭先杰:“网红”都是远香近臭的效应,就是远方的人,不太认识你的人,他就对你挺好的,身边的人或者同事,他并不一定这样认为。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务正业,或者对你在网络上面“装”还是“不装”,都看得出来。所以我在网上,从来都不装。

  你可以看到,我在网上除了是一个医生之外,还是一个普通的男人,也喜欢看美女,也喜欢品美图。我在写一些非常正经、正能量文章的同时,随后我就会来一篇比较不着调的小段子。我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,医生其实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。

  关注度给我带来的影响,既有好的,也有坏的。对我来说,文字是永存的,能够留存下来。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,我还是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,因为我有一个底线,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,我的心是善良的。

  医学博士,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,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三年。后回国任职于知名跨国制药公司。以笔名讴歌、丰玮出版《医事: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》《协和医事》《如何老去》,小说《九月里的三十年》及《B.A.D.》等。

  新京报:你当年从协和毕业之后,没有选择做一名医生,但却写了《医事》《协和医事》等几本关于医疗的书,主要的动力和诉求是什么?

  常青: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,更想写小说,但觉得那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。于是先写了两本有关“医”的书,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之梦,弥补当初离开医生行业的遗憾。

  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《医事: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》。当时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关于医患的负面报道,加之亲眼目睹的医生老师、医生朋友的生活,我觉得,如今中国,去看病的病人不开心,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。也许是摇滚青年的本质暴露了,我希望说出一些背后事实,保持一些理性判断,并做出一点改变。中国的医患关系,太畸形了,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蒙蔽,或者自己选择不探究本质。

  《协和医事》写于协和建校九十周年,是忆古,也是对当下的一声叹息。我查阅了协和的编年史、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,通过世界上对协和建校的记录,尽量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。

  新京报: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,一直是这些年很受关注的议题。从你写《医事》到重版,再到现在,也很多年过去了。你觉得中国医患之间的认知和沟通发生了哪些变化?

  常青:写《医事》这本书,当时是希望建立起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理解,通过讲述现代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、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、市场和资本的侵入,揭示医生的职业生活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,让医生这个行业重获尊重。另外一方面,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读者们,一个普通人如何比较聪明地看病,如何用最舒服、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身体和疾病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中国医患之间的沟通,并没有变得更好。

  在人文和情感的层面,我认为好的医患之间沟通,第一位的是人情分,也就是医生表示关注和同理,有时就是一句话和一个动作。而病人呢,能对身体和医疗有一些基本常识:比如了解身体的衰老,了解医学并非万能,了解西医的一些决策风格。

  新京报:不论是纪实性的图书和纪录片,还是以医学为题材的小说、影视作品,都会对大众、对医疗、对医生群体的认知产生不小的影响。你觉得中国现在的环境下,需要怎样的作品?你还有新书的计划吗?

  常青:需要一些具备一定专业素养、在基本常识正确的基础上的更立体、更丰满的呈现。在中国,这样的作品还是相对较少。

  我本人不会对这样作品的影响力抱有过高期待,因为涉及医疗,就会涉及与人有关的健康还是疾病,以及生命的终极问题,有一些是文化基础、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,如果这些不解决,单是小说、影视创作,很难产生本质的改变。

  新京报:你没有直接从事医生职业,但在医学院的训练和实习,对你看待人生、看待生死、看待医患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常青:“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,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,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。”如果跟普通人相比,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?在面对身体时,医生是最职业、最地道的“解构主义者”。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,会让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在对待不少事上,将“赋予的喻义”与“客观存在”进行严格、冷静的剥离,看待人生、生死,会更多一些终极感。

  新京报:大家经常会提到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核心,但在现代社会,沟通也并不是一件“容易”的事情。站在医生和患者不同的角度来看,如何才能让沟通这件事变得顺畅起来?

  常青:沟通不易,但双方可以努力,往前多走一步,多了解对方视角一点点。有时,哪怕是一点小技巧,也会让沟通变得稍微顺畅起来。这些,其实在很多大公司的职场培训中,已经涉及很多了。只是医患沟通这件事,中间横着健康和生死,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沟通难度要高一些。但至少,它应该是双方努力的事。

  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十年,任主治医师,处理高危孕产妇及难产患者逾万例,同时长期致力于医学科普工作,是知乎大V,现任丁香医生医学总监。最近,他的《产科男医生手记》一书出版。书中讲述了他十余年从医生涯中在产房内外经历的一个个真实故事,也记录了他对现代医疗和医患关系的思考。

  新京报:为什么在作为一名医生的本职工作之外,你愿意花费许多精力在知乎上回答问题,以及写书出书?

  田吉顺:最早是因为我看病时发现大家问的问题其实都很相似,我就想,我把这些写下来发到网上,能被更多人看到的话,接下来再来问我类似问题的概率就会下降,那我就可以省事一点。

  新京报: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,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医疗方面的科普,包括医患之间的交流还是很不够?

  田吉顺:其实是出在误解上。医生认为患者应该知道,但患者并不知道;患者以为这是什么样的,然后医生没有那么做,患者就觉得医生怎么能这样?很多误解就这样出现了。这种信息不对等是有必要去弥合的,尽管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,但可以降低它的程度。这不仅对患者有好处,对医生也是有帮助的。

  新京报:《产科男医生手记》嵌入到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当中,这让它更好看。能感觉到你为了讲好这些故事,是花了心思的,写作的时候是非常注重这方面吗?

  田吉顺:对,你不能只站在医生的角度去讲。从患者角度来说,我对你说的东西不感兴趣,你一定要塞给我,我就不想看了。大家都爱看故事,在消遣的过程中,能够不那么有压力地获取一些科普信息,这是相对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形式。

  田吉顺:我在知乎时间蛮长了,越往后越会发现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,是完全从自己、从医生的角度出发的,认为大众应该知道这些。之后慢慢会发现,这个角度是偏的,你应该去从读者、从大众的角度思考,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?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?

  田吉顺:对,像阿图医生的几本书,还有保罗·卡拉尼什的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,以及《众病之王:癌症传》等等,我都看过一些。在我看来,这些内容还可以更实用一点,讲得更轻松、更简单一点。比如和阿图医生的书比起来,我可能更喜欢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,因为在这本书里,医生本人也成为了患者,所以它后半部分是从一个患者的视角来写的,但由于他本身是医生,他又会非常好地感受到这种冲突。

  田吉顺:我认为患者没有天生的义务去理解医生。如果一个患者理解医生,那你需要去感谢他;如果他不去理解,那这是他的本能,是人的天性。应该付出更多的是医生,这是医生的职业要求,是义务。医生和患者能够互相理解,这是一个理想,是最好的结果,我肯定是很期待,但是你不能去要求患者理解。

  田吉顺:所以说这件事情是需要沟通的,我在书中一开始就说道,医患冲突的很大原因在于,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,只不过其中存在一些误解。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真正的矛头找出来,让大家认识到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当然在这一点上,医生的认知应该是更清晰的,因为他毕竟受过专业的训练。

  田吉顺:大家会天然地认为医学已经发展得很好了,总能解决各种问题,这是一种误解。因为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非常非常渺小,人定胜天其实是不存在的,还是有很多无力的事情,你就是要去接受。

  但是,人性就是希望有控制,只要有不确定性,就要焦虑,所以大家当然希望医学是确定的。从患者的角度,这种期待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,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态更加平静。另外一方面,其实也有医生方面的问题,医生有时候会过度强调医学上的确定性,比如医生跟患者讲,什么东西就导致了什么结果,你现在这样就是保胎保的……这样的话说出来时,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能够控制结果,就是在给患者传递这样的信息。这一方面,是医生为了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,来体现职业上的价值,把医学的能力夸大了。所以,无论医生还是患者,都要做好和不确定性打交道的准备。

  李清晨:很多人把医学写作庸俗化了,希望写完让读者知道病怎么治——这是医学服务的延伸,不算医学科普写作。我写《心外传奇》,不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心脏手术怎么做,而是传达一种医学精神。医学科普的目标应当“宜粗不宜细”,要有大原则,进行思维方式的启蒙。

  新京报:如今心外医学获得了令人惊奇的进展;但同时我们也常感受到现代医学仍然充满局限。你如何看待医学的能量与局限?

  李清晨:攻克重症疾病的过程,是不断挑战禁区、推翻成见、否定权威的过程。医学需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,不抱着这样的希望,医学是不会进步的。比如说,艾滋病的治疗——最早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,后来可以带病生存,让它成为一个慢性病,最近,已经出现了第2例治愈病例。

  有人立志扩大医疗版图,还有更大一部分人要把现有的版图牢牢地守住。毕竟,大多数人是普通人,大多数医生是普通医生,面临的是日复一日的甚至是繁琐的工作。如果能把前人的技术、理论,应用到职业中服务病人,就已经很好了。这两种医生我们都需要。

  李清晨:这不能怪患者,他们对医生抱过高期望,是受医院或媒体的影响。医院本身要注意宣传导向,习惯大肆宣扬引进了多少新技术,治愈了多少疑难重症,对于局限和失败,很少提或根本不提。应当说医疗是个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行业,有成功也有失败。我们应该把死亡教育纳入到生命教育中,如此才能面对医疗的局限与不确定性。

  此外,也没必要放大医生的辛苦。有医生抱怨,做手术几小时,家属连声谢谢都没有。我跟他们说,你要理解:家属的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,他们担心的是亲人的生死。如果家属有谢谢,说明人家素质高,如果没有,那太(正常了)。

  新京报:这几年国内出版界引进了些国外医学纪实类作品,我们这方面的书是不是还是太少了?有哪些此类书籍值得特别推荐吗?

  李清晨:如今比我十多年前开始医学写作的时候肯定进步了。那时流行的还是《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》这类“江湖人士”写的书。大概2012年之后,专业医生写的科普书多起来了。

  托马斯·刘易斯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,理论知识现在已经有更新了,但医学写作的美感和流畅读上,是很值得一看的。

  亨利·马什《医生的抉择》以及《一个医生的自白》,一个顶尖外科医生坦诚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种种失误,这在很多医生看来是不能想象的。很多医生可能也有类似的失误,但他是不敢说的。

  李清晨:医疗报道要尽量专业、减少漏洞,否则媒体监督就不叫监督,成搅屎棍了。这要求做医疗报道的人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。另外,要关注大原则,不要抠细节,宜粗不宜细。

  李清晨:循证医疗:医生给出的医疗建议要基于现有的最好的医疗证据;透明医疗:医患双方不再存在知识上的专业壁垒,也就没法背着患者做任何小动作;在此基础之上,医生患者共同决策。三者缺一不可。不光国内,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也达不到,但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理想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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